徐迅雷

《海國圖志》不僅僅是地理之書、歷史之書，也是人文之書、思想之書。

所有的“落后而挨打”，本質上都是制度落后而挨打。只學習技術，不學習制度，那是不行的。國之戰(zhàn)爭，非兩人之斗，武器從來不是決定性因素，人，尤其是人心，以及頂層的制度設計，才是一切的關鍵。

在《海國圖志》中，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振聾發(fā)聵的主張，對抗之際，“制夷”成為必然。那么，“制夷”之外，能否看到“夷制”——“夷”的政治制度呢？魏源難道僅僅只想到“師夷長技”，而沒有想到“師夷優(yōu)制”嗎？

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魏源繼承了先秦孟子“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秉承了清初黃宗羲激烈批判專制罪惡的理念，主張開明政治，力倡運用商業(yè)手段改革漕運、鹽政之弊端；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清醒地認識到，戰(zhàn)爭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中國嚴禁鴉片，而是清政府采取停止對英貿易政策的結果。很清楚，問題就出在“頂層制度設計”和“最高戰(zhàn)略選擇”。要打破落后的政制，魏源意識到，一定要內倡改革，外倡開放。

編撰《海國圖志》，魏源不僅僅是講外國地理，還涉及歷史、政治、軍事、司法、社會、宗教、教育、人文，等等。那么在書中，當年魏源對于歐美國家的政治制度，是“清晰的曖昧”，是“朦朧的向往”，還是“清晰的向往”？

“粵人稱曰花旗國，其實彌利堅�！痹凇逗�國圖志》100卷當中，魏源用5卷的篇幅來講述美國（彼時稱彌利堅）。以一聲“嗚呼”開頭的《外大西洋墨利加洲總敘》中，他是這樣寫的：“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眾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徇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可不謂周乎？”今天誰能夠用如此精練的語言，把民主選舉交待得一清二楚？

在后面的《彌利堅即美里哥國總記》中，魏源一開始對美國和中國不相上下的地理緯度做了比較，可謂用心良苦。然后清晰地講到：“國制，首領之位以四年為限，華盛頓在位二次，始末八年，傳與阿丹士（今譯亞當斯）�！薄笆聼o大小，必須各官合議，然后準行，即不咸允，亦須十人中有六人合意，然后可行。本省之官，由本省之民選擇會舉�！倍�在介紹歐洲的篇章中，涉及政體的同樣不少。比如說到瑞士，說它是“西土之桃花源”，“至于朝綱，不設君位”，“素不養(yǎng)軍”，“共推鄉(xiāng)官理事”，等等。

由此可見，魏源對歐美的制度非常熟悉，其實他本身并沒有去過歐美。他曾于1847年春從揚州啟程南游，“粵吳楚越舟車馬，嶺海江湖雨雪風”，曾到廣州等地游覽考察，訪友賦詩，傳播思想，最遠到了澳門和香港。但是，他照樣“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很清楚，魏源不僅主張“師夷長技”，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而且看到了“優(yōu)制”。這是非常清晰的向往，不是“朦朧”，亦非“曖昧”；這是魏源的眼光，更是他的膽識。

向來反對專制黑暗的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推崇民主政制，其實是順理成章的。所以，《海國圖志》不僅僅是地理之書、歷史之書，也是人文之書、思想之書。

知識分子向下退一步，就是“知道分子”；知識分子向上升一步，才是“智識分子”。魏源和他的《海國圖志》，絕非僅僅“知道”外面的世界多一點，我們要看到其中的“智識”，盡管在那個時代魏源不能直抒胸臆說成“師夷優(yōu)制”，盡管那一代智識者所向往的理想根本無法實現(xiàn)。

（作者系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