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鴻程《光明日報》（ 2020年08月08日 09版）

    《屈子行吟圖》 李克玉繪 資料圖片

    《屈賦新探》 湯炳正 著 商務印書館

【讀書者說】  

湯炳正先生曾被本師章太炎先生許為“承繼絕學惟一有望之人”，后生小子何敢望其項背？然讀罷《屈賦新探》，不禁深深被其吸引。這部難得的經(jīng)典不僅僅益人神智，更能示人軌則，引領人們?nèi)ニ伎紝W術(shù)之意義和生命之價值。不管時間過去多久，我都會認為，《屈賦新探》會越來越綻放其璀璨的光芒。是以不揣固陋，對其中的方法論稍做評述，俟大雅教正。

《屈賦新探》首先樹立的是研究方法的標桿。誠如訓詁學者郭在貽先生所言：“本書一方面繼承了清代乾嘉考據(jù)學派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樸學家法，在具體問題的考證中熟練地運用了古音學、訓詁學的方法和知識；同時，又涉及歷史地理學、神話學、民俗學、語言學、美學，把這些學科溝通起來，對楚辭進行綜合研究。這也是前賢和時人很少能做到的。既然材料和方法都有重大的突破，則本書能在楚辭研究上開辟一個新紀元，從而取得超越前人的新成就，便不奇怪了。”（《旻盦文存中編·楚辭要籍述評》，《郭在貽文集》第三卷）郭先生強調(diào)湯老楚辭研究開辟新紀元得力于其材料和方法上的重大突破。此誠不刊之論。趙逵夫先生曾經(jīng)以《突破·開拓·治學方法：讀湯炳正先生的〈屈賦新探〉》為題，揭橥湯老學術(shù)之示范意義。筆者在此基礎上，也貢獻一點學習體會。

一

自覺繼承、接續(xù)清代乾嘉考據(jù)學派傳統(tǒng)，彰揚章門小學家法。

乾嘉考據(jù)學，漆永祥先生認為，其與歷代不同之處在于：“在考據(jù)學諸學科中，以小學為先導與樞紐，小學之中又絕重音韻學；四部書重經(jīng)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經(jīng)史為主；考據(jù)與義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據(jù)；詞章之學與釋道之學被排斥在學術(shù)以外�！狈�閱《屈賦新探》一書，“小學之中又絕重音韻學”這一特點非常明顯。

音韻學是作為語言學家的湯老解剖屈賦的手術(shù)刀，是很重要的學術(shù)工具。而作為章門“承繼絕學唯一有望之人”，他的音韻學成就卻似乎沒有得到足夠的應有的重視。像何九盈《古漢語音韻學述要》、唐作藩《漢語語音史教程》等書均沒有提及。也許是楚辭學專家的光輝掩蓋了這一突出面。應該說，正因為音韻學的介入，屈賦中許多疑難才得以解決或獲得比較可信的解釋。從開篇《〈屈原列傳〉理惑》，到終篇《〈楚辭韻讀〉讀后感》，每一篇都充分運用音韻和與之相得益彰的訓詁手段。茲不列舉。而對于音韻的研究，湯老不無真知灼見，其《〈楚辭韻讀〉讀后感》提出自己研究上古韻部的見解：“在‘考古’的基礎上進行‘審音’，要穩(wěn)當一些；而在‘審音’的前提下進行‘考古’，就要危險些�！�

音韻、訓詁以及文字是中國語言學（古代稱小學，不能完全等同）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語言學是研究中國古典文獻與文化的根基。經(jīng)過語言學的嚴格訓練，下筆自然會很慎重，很嚴謹。同時，中國語言學，在一定意義上，是中國的邏輯學和哲學（語言本身就有語言哲學）。每一個概念，每一個訓詁，每一個聲韻，每一個字形，都需要經(jīng)過審慎的、嚴謹?shù)乃伎己驼撟C，然后再精準地表達出來。語言學家承擔著中華文化存亡繼絕、發(fā)揚光大的使命，是如此的莊嚴而神圣。湯老作為語言學家，他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肚�賦新探》在此等意義上，與其說是楚辭學著作，不如說是一部語言學專著、杰出的音韻學著作。

二

背誦經(jīng)典，讀書得間，極具問題意識。

湯老從小就背誦四書五經(jīng)。其童子功是我們今天的大多數(shù)年青學者所缺少的。《屈賦新探》旁征博引，四部書籍比比皆是。多見清代乾嘉考據(jù)學派學者著述。如王念孫、何焯、戴震、孔廣森等。這無疑指示我輩小子以讀書門徑，亦即來新夏先生所言“讀古書當讀清人著作”，因“清人校讀整理古書，為前人揭幽隱，為后學辟捷徑，其功至偉”。

《〈楚辭〉成書之探索》是湯老讀書得間、從無疑處有疑的代表作�！冻�辭》編纂于劉向，已成為學術(shù)界的定論。但湯老追根溯源，加以探討，發(fā)現(xiàn)《楚辭》篇目編排的原始順序和今本不一樣，得出“《楚辭》一書的纂成，既非出于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個時代；它是不同時代和不同的人們逐漸纂輯增補而成的”這一結(jié)論。

三

重視“二重證據(jù)法”，以歷史的發(fā)展的眼光“斟酌吸收”學術(shù)前沿成果、海外研究成果。

王國維指出：“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jù)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jù)法，唯在今日始得勾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背鐾廖墨I的登場，能解決歷史中的很多問題。但在湯老這里，出土文獻同樣適用于解決文學研究的若干問題。像《歷史文物的新出土與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討》一文，為了解決“攝提貞于孟陬”這句話在解釋上的分歧，對“利簋”銘文加以考釋；發(fā)現(xiàn)“解放前長沙出土的戰(zhàn)國楚帛書，以夏歷為序，其中所標十二月名，跟《爾雅·釋天》完全一致，不過文字的形體略殊”。《〈九章〉時地管見》結(jié)合出土文獻《鄂君啟節(jié)》，大致梳理了屈原的流放路線。

學術(shù)前沿的研究成果，湯老非常熟悉。值得一提的是，湯老不廢日人研究�！丁辞�原列傳〉理惑》一文自言：“又如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于屈傳‘終不悟也’一段下引日本學者中井積德曰：‘懷王既入秦而不歸，則雖悟無益也。乃言‘冀一悟’何也？’可見此段疑案，不僅古今同感，亦中外一致�！� 又如，《歷史文物的新出土與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討》引用到日本學者新城新藏的“戰(zhàn)國長歷”。古今同感，中外一致，不禁讓人想到錢鍾書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shù)未裂（《談藝錄》）。

湯老在引用他人成果時，論文部分往往能夠詳細標明。而且善于運用追根溯源的研究方法來梳理學術(shù)史。如《歷史文物的新出土與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討》推算屈原具體生年月日時，羅列清代劉夢鵬、曹耀湘、鄒漢勛、陳瑒，近人郭沫若、浦江清、林庚等人的考察，不啻一部生年考察史�！墩摗词酚洝登�、賈合傳》在挖掘屈、賈思想共同點時，對春秋時代起儒家思想在楚國的傳播進行條理，相當于一部楚國儒家傳播史。這些雖屬于基本的研究方法，但可以見出湯老深厚的研究功力。而在追溯學術(shù)史時，湯老往往能夠以科學的態(tài)度、發(fā)展的眼光看待其他人的學術(shù)見解，如《論〈史記〉屈、賈合傳》中，他特別提到郭沫若先生新中國成立前后對屈原思想研究的差異，認為“郭沫若同志不過在不同的時期各見其一端而已”。這種辯證的評價，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折射出老一輩學者對學術(shù)研究的嚴謹認真的態(tài)度和廣闊的胸懷，值得后生晚輩不斷地學習。

《屈賦新探》是一部難得的學術(shù)經(jīng)典，“非功底扎實而又治學謹嚴者，是斷斷寫不出這樣著作的”（借用張老文熊先生《〈義林〉序》語），后生小子如我，將會常讀常新。

    （作者：彭鴻程，湖南雙峰人，華東師范大學文學博士，系貴州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