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第一師范學院城南書院校區(qū)(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舊址)。喬育平 攝
顏蒹葭
衡山西，岳麓東，城南講學峙其中。
人可鑄，金可熔，麗澤紹高風。
多材自昔夸熊封。
學子努力，蔚為萬夫雄。
這是一首校歌，從歷經(jīng)千年的城南書院唱起。
這是一首校歌，唱出了湖南第一師范的豪邁。
很多人知道，譽稱“百年師范”的湖南第一師范是一代偉人毛澤東的母校，一所涌現(xiàn)了蔡和森、何叔衡、任弼時、李維漢、楊昌濟、徐特立、孔昭綬、易培基等一批革命家、教育家的名校，一個聞名中外的紅色圣地和網(wǎng)紅旅游打卡地。
可很多人并不知道，譽稱“千年學府”的湖南第一師范，始于南宋宰相張浚和理學大師張栻創(chuàng)辦的城南書院，一所在清代前期就成為全國二十三所、湖南兩所省會書院之一的書院，一所成為近代湖南五大人才群體搖籃的書院。
清代長沙妙高峰地輿圖。
1.“必有其原因”
其實，我以前也不是很清楚。二十多年前，我在長沙市天心區(qū)委辦公室工作。那時的區(qū)委區(qū)政府大樓就在南門口不遠處，距湖南第一師范城南書院校區(qū)只有一公里路程。我多次因公經(jīng)過學校門口，但始終不曾進去過。也許是因為跟許多人一樣，當年對學校的輝煌歷史和厚重底蘊了解得不夠多、不夠深，心底的崇敬感和渴望感也就不夠大、不夠強。
后來，我來到湖南第一師范工作，才開始深入了解并很快愛上這所源遠流長的名校。
也許是緣分，從毛主席倡辦的湘潭大學畢業(yè)多年后，我來到毛主席母校工作，并開始了毛澤東研究和湖南第一師范校史(含城南書院史)研究。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偉人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偶然的。湖南第一師范學子毛澤東能成為世界偉人，就像其母校成為中華名校一樣，不是無緣無故的。正如教育部原部長何東昌題詞所言：“偉人長于此，必有其原因�！�
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譬如，湖南第一師范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蘊和開明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名師熏陶和益友砥礪為“集合同志”打下堅實基礎(chǔ);科學的招生辦學體制和積極的自身努力保障了選才與成才。顯然，關(guān)鍵原因之一就是湖南第一師范傳承了城南書院“成就人才，傳道濟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弘揚了城南書院與岳麓書院等共同孕育的湖湘文化，并以此培育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大批優(yōu)秀學子。
在湖南乃至中國書院史、教育史上，在近代湖南崛起史乃至近代中國變遷史上，城南書院都是繞不開的傳奇。
2.學府近千年
妙高峰雖說不高，海拔僅僅70米，但能名揚千秋，自有其妙處。據(jù)明崇禎時的《長沙府志》記載：“妙高峰高聳云表，江流環(huán)帶，諸山屏列，此城南第一奇觀�！�
為體驗高峰之妙，清代兩江總督陶澍曾親臨此地，并留下了膾炙人口的《長沙竹枝詞》：“妙高山色畫屏新，妙高山下水粼粼。多少游人不知味，出山何似在山真�！�
如此妙處，作為書院辦學之所自是上佳之選。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一代名相張浚(1097-1164)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潭州(今長沙)，攜子張栻(1133-1180)在妙高峰筑造了書院，并親書院額“城南書院”。共有屋宇31所、基地園土26處，并辟有監(jiān)院、講堂和六齋(居業(yè)齋、進德齋、主敬齋、存誠齋、正誼齋、明道齋)。營造了“城南十景”：麗澤堂、書樓、養(yǎng)蒙軒、月榭、卷云亭集樓臺堂榭之勝，南阜、琮琤谷、納湖、聽雨舫、采菱舟融自然山水之秀。還有東渚、詠歸橋、船齋、蘭澗、山齋、石瀨、柳堤、濯清亭、西嶼、梅堤等十大勝跡，美不勝收，讓人目不暇接。
乾道三年(1167)，時任城南書院山長兼岳麓書院主教的張栻，與從福建慕名而來的朱熹(1130-1200)，在兩大書院輪流講學論道將近兩月，成就了千古佳話“朱張會講”。講學之余，他們流連于城南書院各大美景之中，并留下了《城南雜詠二十首》和《奉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
可惜天妒英才，張栻48歲就英年早逝，歸宿寧鄉(xiāng)官山。在弟子胡大時以及再傳弟子們的傳承下，城南書院依舊弦歌不輟。
晚清時期城南書院圖(見《城南書院志》卷二)。
當大宋搖搖晃晃走到德祐元年(1275)的時候，忽必烈的滅宋戰(zhàn)打到了潭州城。城南書院堂室齋舍慘遭元兵焚毀，“十景”也幾成荒蕪。后來有人將南阜上的“蒼然觀”改為“高峰寺”，幸好張浚手書“城南書院”院額仍存寺內(nèi)。
直到明正德二年(1507)，湖廣行省參議吳世忠和湖南提學道陳鳳梧提議恢復城南書院，但舊地已為吉王府所據(jù)。嘉靖四十二年(1563)，長沙府推官翟臺在高峰寺下建得學堂五間，但萬歷六年(1578)復廢。
“道脈開南楚，朱張仰昔賢。”許多文人雅士甚為懷念，紛紛尋舊訪古�？滴跄觊g，岳麓書院山長李文炤尋訪后寫下《懷張浚故宅》：“元臣矢廟算，力戰(zhàn)絕和書。蜀道安磐石，平江返日車。亭臺芳草合，池沼白蘋疏。弦誦留遺澤，承家仰碩儒�！�
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諭令各省興建省會書院。全國共建23所，其中湖南、江蘇、廣東、廣西各建兩所，其他省各建一所。盡管元明時期荒廢許久，但城南書院還是與岳麓書院同為省會書院，并共享一千兩帑金的膏火。顯然，城南書院在經(jīng)康熙年間(1714)生員易象乾等集資修復過后，雍正時仍有講學活動和極高聲譽。
但城南書院正式官方化并變得規(guī)制完備，是在乾隆年間。乾隆十年(1745)，新任巡撫楊錫紱赴岳麓書院課試生童，但見肄業(yè)諸生寥寥無幾，大失所望。得知士子畏涉湘江之因后，決定在城內(nèi)都司舊署重建城南書院，以解決學子求學和官吏課試之不便。重建的城南書院有講堂、齋舍、御書樓、禮殿等80間，講堂上懸乾隆皇帝御準摹用的“道南正脈”匾額。御書樓藏書數(shù)千卷，中祀張栻、朱熹等。三十二年后，巡撫覺羅敦福不僅做了保護性修繕，而且將天心閣并入書院。
城南書院雖異地重建和官方化，但始終沒有偏離創(chuàng)始人張栻確定的“成就人材，傳道濟民”宗旨。乾隆年間，城南書院的人才培養(yǎng)已與岳麓書院并駕齊驅(qū)。覺羅敦福稱贊說：“先后讀書城南者，亦多成業(yè)發(fā)名。人材輩出，收效亦與岳麓等�！�
為“復前賢之盛績，培昭代之人文”，巡撫左輔于道光元年(1821)在妙高峰舊地大規(guī)模復建城南書院，次年冬即成。復建后的城南書院有齋舍120間，藏書超萬卷，“與岳麓書院巍然并列”�！俺悄鲜啊币踩炕謴�。妙高峰上還增建南軒祠、文星閣。從此成為全省招生的通省書院，內(nèi)外學正、附課生額擴至138名，與岳麓書院相等。為示表彰，道光皇帝御賜“麗澤風長”。由此，城南書院步入鼎盛時代。
三十年后的咸豐二年(1852)七月，太平軍占據(jù)妙高峰架炮攻城。長沙有幸成為太平天國唯一沒有攻克的省會，但被太平軍占據(jù)81天的城南書院堂室齋舍被毀，萬卷圖書和字畫蕩然無存。山長陳本欽等修葺之后，城南書院很快又人文日盛。
宣統(tǒng)二年(1910)，長沙爆發(fā)了一場規(guī)模浩大的搶米風潮。激憤的長沙市民與外地饑民兩萬多人搗毀米店萬余家，搗毀撫署、稅關(guān)、大清銀行，焚燒外國教堂、美孚煤油公司、英美煙草公司、日本洋行等。遺憾的是，官府舉辦的新式學堂也成了憤怒饑民們報復的對象。此時的城南書院已經(jīng)改制更名為湖南中路師范學堂，是官辦的洋學堂，由此慘遭焚毀。
不過，卷云亭仍在，直到民國二十五年(1936)還在。創(chuàng)始人張浚親書的“城南書院”院額也在，直到民國二十二年(1933)還在。但一個署名“西耕”的人，竟在《長沙新市政計劃中保存之名跡》一文中胡說：這匾額乃“殺岳武穆之嫌疑犯張浚所書”，應列為“不保存之列”。事實上，參與陷害岳飛的并非賢相張浚，而是奸臣張俊。作者學問不精，浚、俊不分。一篇不負責任的文章，毀了一件流傳近千年的國寶級文物!
盡管城南書院的建筑化作了塵土化作了歷史，但城南書院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融入了湖湘文化之中，傳給了承繼者湖南第一師范……
游客參觀毛澤東與第一師范紀念館。
華聲在線全媒體記者 辜鵬博
通訊員 羅匯芳 攝
3.“君子六千人”
“物態(tài)凝眸而盎盎，千古靈區(qū);弦歌入聽以雍雍，一方雅化�！�
城南書院的“雅化”從南宋開始，以理學“主打”。城南書院采用個別鉆研、相互問答、集眾講解相結(jié)合的教學方法，以研習儒家經(jīng)籍為主，間或議論時政，成為“昔賢過化之地”“湘中子弟爭來講學之區(qū)”，對湖南乃至全國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這個時期的最大功臣，無疑是世稱南軒先生的創(chuàng)始人張栻。他早年從“卒開湖湘之學統(tǒng)”的大儒胡宏問程氏之學。胡宏贊之：“圣門有人，吾道幸矣。”后來掌教城南書院，又兼主岳麓書院，還在碧泉書院聚徒講學，聲名盛極一時，與朱熹、呂祖謙合稱“東南三賢”。
張栻既是理學家，也是教育家。在辦學方針上，主張以“成就人才，傳道濟民”為宗旨。在門生招錄上，主張為國選士的精英教育。在教學程序上，主張由淺入深、由低到高。在教學內(nèi)容上，強調(diào)以儒家經(jīng)典為基本教材。在教學方法上，提倡循序漸進、學思并進和培養(yǎng)獨立思考能力。在教學環(huán)境上，以講堂講授為輔，以師生相從燕游講習為主。在知行關(guān)系上，主張“知行并發(fā)”，認為“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反映在教學上即主張學為實用。在張栻掌教下，城南書院涌現(xiàn)了一批傳承道統(tǒng)、匡濟天下的英才。
據(jù)考證，城南書院山長張栻門人有17位：胡大時、胡大壯、吳獵、趙方、游九言、游九功、陳琦、方耒、潘友端、宇文紹節(jié)、范仲黼、范仲芑、鐘炤之、張巽、曾撙、呂勝己、周奭。他們多為理學門派優(yōu)秀子弟，半數(shù)以上中進士、有官職。張栻并不反對學生應舉，因為有官職者能更好地“傳道濟民”，他只是反對“為舉業(yè)而來，先懷利心”的唯功利論。
南宋之后，城南書院在元明兩代走過一段曲折歷程。清中葉異地辦學時(天心閣時期)，譚又新、吳鐵夫、吳德漢、余廷燦、楊宗岱、陳士雅、朱聲亨、羅畸、羅廷彥等山長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人才，但主體課程仍是程朱理學和四書五經(jīng)，側(cè)重于《四書集注》等宋儒著作誦讀。城南書院再次真正興盛，是道光二年(1822)在妙高峰舊地復建以后。
鴉片戰(zhàn)爭后，一些開明山長倡行經(jīng)世致用之學，城南書院學風由此大為改觀。賀熙齡山長要求學生“以立志窮經(jīng)為有體有用之學”，除了義理、考據(jù)、詞章學之外，兼學經(jīng)濟之學，由此培養(yǎng)了左宗棠、胡林翼等一批經(jīng)邦濟世之才。左宗棠在城南書院收獲甚大，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其人生走向。郭嵩燾山長也進行了改革，教學內(nèi)容重“實學”“時務”，授課方式以學生自研為主、教師講課為輔，并設立會講制度辯論爭議性問題，由此培養(yǎng)了張百熙、瞿鴻禨等優(yōu)秀門生。黃興入讀城南書院長達五年，先后從學山長王先謙、劉鳳苞，學識大進。
甲午戰(zhàn)爭后，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和西學東漸的深入，書院教育面臨巨大挑戰(zhàn)。光緒二十四年(1898)初，城南書院學子宋璞等向巡撫陳寶箴提交了《請酌改城南書院課程稟》，希望將本院每月官課仿照經(jīng)濟特科增加內(nèi)政、外交、理財、經(jīng)武、格致、考工六門命題，山長館課仍課四書文兼課時務。陳寶箴準其所請。隨后，城南書院進行了課程大改革：第一，引入和增加新學課程;第二，增加算學和譯學課程;第三，按新增新學分門課試。
在賀熙齡、陳本欽、何紹基、郭嵩燾、王先謙、劉鳳苞等山長掌教下，城南書院和著時代的節(jié)拍與近代湖南前進的步伐，形成了與近代湖南相一致的五大人才群體，即以李星沅、唐鑒、賀熙齡等為代表的經(jīng)學主變派，以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燾等為代表的理學經(jīng)世派;以樊錐、皮錫瑞等為代表的維新變法派;以譚延闿、黎尚雯等為代表的君主立憲派;以黃興、陳天華、楊毓麟等為代表的辛亥革命派，推進了近代湖南乃至近代中國的發(fā)展。
“燕柳最相思，身別修門二十載;楚材必有用，教成君子六千人�！边@是黃興的老師、曾任湖北布政使的梁鼎芬撰寫的武昌府頭門聯(lián)。也有人說，這可能是稱贊城南書院的名聯(lián)，因為下聯(lián)用來形容城南書院實在是太貼切不過了。是的，確實貼切。
4.蝶變見奇跡
《辛丑條約》簽訂，標志著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王朝走到了懸崖邊上。為緩解統(tǒng)治危機，清廷開始實施新政。傳統(tǒng)書院開始面臨教育近代化的機遇和挑戰(zhàn)。
清末書院改革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整頓、改良舊書院，第二階段是另建新型書院，第三階段是將舊書院改造為新式學堂，即要進行近代化改制。
湖南也加快了書院改制步伐。光緒二十九年(1903)正月，巡撫俞廉三在長沙黃坭塅創(chuàng)辦湖南師范館及附屬小學堂，任命王先謙為館長。因王先謙當時仍為岳麓書院山長，多由其高足、歷史教員顏昌峣代行其職。同年十一月，新任巡撫趙爾巽以黃泥塅館舍狹窄、無法擴充學額為由，將湖南師范館遷至城南書院，合并改為湖南全省師范學堂。千年學府，至此蝶變，湖湘文化與西方文化在此碰撞、激蕩。
光緒三十年，清廷頒布《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這是我國第一個正式實施的現(xiàn)代學制，單獨建立了師范教育體系。同年，湖南全省師范學堂改為湖南中路師范學堂。
次年八月，譚延闿被巡撫端方任命為學堂監(jiān)督。他四年前還跟城南書院最后一任山長劉鳳苞學過作文，后來官至國民政府主席。在任期間，他修建南樓(禮堂)，擴大規(guī)模，參照日本學制使學堂向民主教育轉(zhuǎn)變。一年后，早年求學城南書院的劉人熙接任監(jiān)督，后來一度做過湖南代理督軍兼省長。他保持了前任的辦學成果，并按學部《師范選科章程》的規(guī)定，改文科為歷史地理科，改理科為物理化學科，并坦言支持學校實行民主教育。
1912-1913年，民國政府公布一系列學制改革方案，合稱“壬子癸丑學制”，這是我國第一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zhì)的學制。該學制規(guī)定，將學堂改成學校。于是，1912年、1914年湖南中路師范學堂先后更名為湖南公立第一師范學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
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是書院改學堂的結(jié)果，但這并不意味著書院教育和傳統(tǒng)文化都是落后的、不可取的。中西文化交流，不是一種文化取代另外一種文化，而是要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幸好，學校迎來了孔昭綬、易培基等開明校長，并聘用了楊昌濟、徐特立、黎錦熙、方維夏等一批進步教員。他們順應歷史潮流，將城南書院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湖湘文化的精神實質(zhì)與西方文化、中國實際有機結(jié)合，不斷發(fā)展學校的民主教育，并使之開花結(jié)果。
毛澤東是很幸運的，來到了擁有多位開明校長和諸多進步名師的湖南第一師范就讀。
湖南第一師范也是幸運的，招到了“資質(zhì)俊秀若此，殊為難得”的有志青年毛澤東。
毛澤東對這些名師敬愛有加，并得到了他們的栽培。特別是“欲栽大木拄長天”的楊昌濟，成為毛澤東的人生楷模和新民學會的精神導師，也是引導毛澤東了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領(lǐng)路人。楊昌濟病危時還向章士釗寫信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nèi)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泵珴蓶|后來回憶說：“在第一師范學習期間，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同時，毛澤東結(jié)交了蔡和森、何叔衡、李維漢、羅學瓚、張昆弟、蕭三、陳昌等志同道合的學友，立下“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愿，成立譽稱“建黨先聲”的新民學會，形成了致力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民學會派，為建黨、建軍、建立新中國作出了突出貢獻，改寫了中國歷史進程。他們彰顯了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道義擔當和經(jīng)世致用、實事求是的學術(shù)傳統(tǒng)。這樣的價值取向和人文基因，既是湖湘文化乃至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有力注腳，也是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給養(yǎng)。
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的學習和社會實踐，為他后來從事革命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1936年，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回憶說：“我在這里——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度過的生活中發(fā)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這一時期開始形成。我也是在這里獲得社會行動的初步經(jīng)驗的�！�1950年，毛澤東與同班同學周世釗敘舊時深情地說：“我沒有正式進過大學，也沒有到外國留過學。我讀書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師范，我的知識，我的學問，是在一師打下了基礎(chǔ)。一師是個好學校�！�
歲月就像淌過的湘江水，一去不復返。而湖湘文化之精神，從宋代的城南書院開始就代代相傳，川流不息。湖南第一師范先輩們在篳路藍縷中求索，在苦難挫折中奮進，敢挽狂瀾于既倒，敢扶大廈之將傾，涌現(xiàn)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大批歷史風云人物。據(jù)統(tǒng)計，湖南第一師范入選最新版《辭�！返膸熒�57人，入選《辭�！菲渌娲蔚挠�2人，總共有59人入選《辭�！�。其中，城南書院時期有17人，師范教育時期有42人。
記得岳麓書院大成殿懸掛著一副對聯(lián)：“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余波�！边@是城南書院學子、晚清經(jīng)學家、文學家王闿運的名聯(lián)，道出了湖南人的底氣，喊出了湖南人的豪氣。
城南書院，麗澤千秋;第一師范，誰與爭鋒?
于是，我亦撰聯(lián)一副：
城南宛然浮玉，千載講學勝地，古非師范今師范;
書院長與流芳，百年革命搖籃，我不第一誰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