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塾圖。圖/蔣宇

　　正如一個人學會的第一種語言將成為他的母語一樣，一個人啟蒙時期所受的教育，也猶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脈里，滋養(yǎng)其一生。

　　在中國數(shù)千年的文化淵源中，私塾教育是啟蒙教育最主要形式，其兒童在開蒙之初，便將根深扎在五千年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里，并汲取其精華。民國私塾讀的那些書，你讀過幾本呢？

　　蒙學：《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增廣賢文》、《幼學瓊林》

　　“讀了《增廣》會涉罵，讀了《幼學》會講話”

　　毛澤東曾在家鄉(xiāng)讀過六年私塾，1964年8月18日，他在《關(guān)于哲學問題的講話》一文中，把這六年的私塾生活概括為“六年孔夫子”。他說：“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書，讀了四書、五經(jīng)，讀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

　　把上私塾稱為讀孔夫子，并不是沒有原因的。中國最早的教育都是貴族教育,直到春秋戰(zhàn)國時期,才開始了平民教育,孔子是那時最早也是規(guī)模最大的私塾教育主辦者，他是私塾的祖師爺。小孩子進私塾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孔子。

　　舊時村塾蒙學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這類書，多為白話，詞句也很押韻，兒童讀來，朗朗上口，便于記憶。

　　《三字經(jīng)》相傳為南宋王應(yīng)麟編纂，明清兩代續(xù)有增補，全書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歷史、人物以及社會人生種種。由于《三字經(jīng)》中句子短又押韻，好記易背，過去湖南農(nóng)村中的兒童還把里面兩句編為兒歌唱：“人之初，抓泥鰍；性本善，抓黃鱔�！�

　　《百家姓》是四個字一句，第一句是“趙、錢、孫、李”，因為這本書是宋朝編的，宋朝的皇帝世家姓趙，所以第一。第二個是江南浙江封王的錢镠，所以第二是錢。

　　《千字文》也是幾個字一句，“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它用一千個中文不同的字句，寫出一部中國文化基本的大要。這本書的作者，是梁武帝時代官拜散騎員外郎的周興嗣。野史記載，周興嗣同梁武帝本來便是文字之交的朋友，后來梁武帝當了皇帝，兩人從朋友變成君臣關(guān)系。周興嗣有一次不小心得罪了梁武帝，梁武帝大怒，命他能在一夜之間，把一千個不同的字，寫一篇好文章，才能赦無罪。因此，周興嗣就在一夜之間，寫了這篇《千字文》。用一千個不同的中文字，寫出有關(guān)宇宙、物理、人情、世故的文章。寫完這篇千字文，周興嗣一夜之間頭發(fā)、眉毛、胡子也都白了。

《千家詩》是集唐、宋各家的名詩，比較偏向于初學作詩的課本。在清末民初的石印本上，有的還附有李漁的韻對，如“天對地”、“雨對風”等等。過去讀書考功名，一定要考你作詩聯(lián)對。尤其到了清朝，作對子比作詩還盛行。

　　蒙學的基礎(chǔ)讀物還有《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湖南人有句老話，所謂“讀了《增廣》會涉罵，讀了《幼學》會講話”。大概是因為《增廣》多談世態(tài)人情，《幼學》多詞匯典故吧。

　經(jīng)館：《尚書》、《詩經(jīng)》、《禮記》、《春秋》《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它們是科舉取功名的“正書”

　　開蒙識字之后，就可以進入系統(tǒng)學習階段了。

　　私塾教育的用書和學習順序，可以借《三字經(jīng)》中的一句話來概括：“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孝經(jīng)通，四書熟。如六經(jīng)，始可讀。經(jīng)子通，讀諸史�？际老担�知終始。”

　　四書五經(jīng)這個詞兒，如今幾乎成了國學的代名詞。五經(jīng)是《周易》、《尚書》、《詩經(jīng)》、《禮記》、《春秋》。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四書五經(jīng)以及《左傳》等等，這是私塾里的高級教材，在封建社會，只有研讀了這些書，才能通過科舉考試而獲取功名。到民國期間，依舊是私塾里的“正書”。

　　研讀了四書五經(jīng)之后，則可以看《鑒略》、《神童》等�！惰b略》是全部中國通史濃縮再濃縮的書，是便于青少年初懂自己本國史，先記其大綱大要的書�！渡裢�》則是教孩子們先學做人，敦品勵行的書。

　　《辰溪縣志》記載，辰溪早在東漢初年即已興辦學校。清光緒中葉，全縣有私塾100余所。私塾分蒙館與經(jīng)館兩類。蒙館為兒童啟蒙，授讀《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等書，女學生則加授《女兒經(jīng)》；經(jīng)館以“四書”、“五經(jīng)”為主要課本。有塾師自己在家開館設(shè)帳、有一村一族或多戶聯(lián)合延聘塾師設(shè)館和豪門富戶獨立延師在家設(shè)館等多種辦學形式，以村、族聯(lián)合延師設(shè)館為多。

　　而私塾學堂的教學時數(shù)，一般因人因時靈活掌握，可分為兩類：“短學”與“長學”。教學時間短的稱為“短學”，一般是一至三個月不等，家長對這種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學生日后能識些字、能記賬即可。而“長學”每年農(nóng)歷正月半開館，到冬月才散館，其“長”的含義，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齡也長，二是指學生學習的時間長，學習的內(nèi)容也多。

私塾教學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識字習字和誦書作文。無論哪個階段，其教學目標都實在清楚，要求都嚴格明確。朱熹《童蒙須知》要求：“凡讀書……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shù)，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劃，不可潦草”。

　　至于私塾里的教授之法，則不求學生之能了解，而責其死讀死記。清王筠《教童子法》：“才高者，全經(jīng)及《國語》、《國策》、《文選》盡讀之。即才鈍亦《五經(jīng)》《周禮》、《左傳》全讀之，《儀禮》、《公》、《谷》摘鈔讀之。才高者，十六歲可以學文，鈍者二十歲不曉。初學文，先令讀唐宋古文之淺顯者”，“讀書一兩年，即教以屬對；初兩字，三四月后三字，漸而加至四字，再至五字，便成一句詩矣。每日必使作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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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新變法后家塾變私塾，1935年被明令取締

　　清末時期維新變法，廢掉了持續(xù)千年之久的科舉制度，辦起了洋學堂，法定不承認家塾和書院的教育，稱家塾為私塾，新式學校才叫正規(guī)教育。1935年，南京國民政府明令各地取締私塾。

　　民國中期，湖南省教育廳也發(fā)布《取締私塾》令，同時組織塾師學習新教育理論方法，然后按其文化水平分配各小學任教。

　　據(jù)《辰溪縣志》記載，1940年全縣尚有私塾82所，1943年減為52所，1946年減為22所，翌年僅余10所。至1953年后，全部停辦。

　　而湖南平江則是一個特例，在外地私塾絕跡后，平江仍到處都有私塾學校。據(jù)《平江縣志》記載，1940年全縣有私塾168所，學生4000余人。在20世紀80年代，平江農(nóng)村“讀老書”蔚然成風，私塾蒙館重又復興。最鼎盛時，一個自然村平均有一兩所，多的有五六所。至1988年，全縣有私塾84所。

　　如今，國學再度成為潮流，城市里不少國學班、國學幼兒園、甚至新式私塾。在這些學校，依舊有我國古代通行的蒙養(yǎng)教本《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以及《女兒經(jīng)》《教兒經(jīng)》《童蒙須知》等等，學生進一步則讀四書五經(jīng)、《古文觀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