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6月，林則徐因中英交涉之事被貶謫革職，與魏源在京口（今鎮(zhèn)江）相逢。寒暄之余，林氏將其在廣東編譯的《四洲志》、《澳門月報》等資料全數(shù)交予魏源，囑托他編輯、補充與整理，以期盡早刊行，舉開化國民之事功。
 魏源不負林氏所托，在《四洲志》的基礎(chǔ)上，廣泛收集外國文獻和著述，編纂輯錄，終經(jīng)三修乃定成《海國圖志》一書。此書于1842年12月編就，共50卷，計約 50 余萬字；1843年5月正式在揚州公開發(fā)行；1847年5月重新增訂為60卷本之后再行出版；1852年，魏源又將之增補為百卷，于次年刊行�！逗鴪D志》較為系統(tǒng)地介紹了西方各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狀況和先進科學技術(shù)，是當時國內(nèi)針對西方最精詳?shù)囊徊俊鞍倏迫珪薄?/SPAN>
然而墻內(nèi)開花墻外香，《海國圖志》原生于中國而受益于日本，它對“幕末”日本的開國入歐諸事，可謂影響深遠。
《海國圖志》
《海國圖志》傳入日本
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序言中開宗明義：“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钡珜嶋H上，《海國圖志》在當時清朝知識界并沒有產(chǎn)生多大影響，更遑論與政治運動結(jié)合了。
姚瑩曾說魏源編撰出版《海國圖志》后的遭遇：“舉世諱言之，魏默深獨能著書詳求其說，已犯諸公之忌。”談《海國圖志》幾乎蔚為士林之禁忌。到了民國時期劉師培也認為，“世之飾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樂從魏、包之后乎”，無疑是一種單純立足經(jīng)學傳承的評判。
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shù)界思想變遷之大勢》中頗有深意地指出：
“魏氏又好言經(jīng)世之術(shù)為《海國圖志》，獎勵國民對外之觀念，其書在今日，不過束閣復(fù)瓿之價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xiāng)隆盛輩，皆為此書所激刺，間接以演尊攘維新之活劇，不龜手之藥一也�！�
由此可知，梁氏認為日本尊王攘夷、銳意維新的思想至少部分源自于《海國圖志》。
《海國圖志》傳入日本的過程頗有幾分傳奇色彩。自江戶時代始，由于天主教的傳播威脅到了本土文化根基，1633年至1639 年幕府連續(xù)發(fā)布了五道鎖國令，日本正式進入了閉關(guān)鎖國時代。同時實施嚴格的“禁教”政策，涉及基督教的書籍禁止傳入和民間私藏，更不允許貿(mào)易。當時日本只保留長崎一口與外界聯(lián)系，1692 年幕府在長崎下設(shè)“書物改役”一職，專司調(diào)查境外傳來的書籍中是否有基督教的內(nèi)容，沒有基督教內(nèi)容的書籍方可輸入。
大約在1851年，《海國圖志》首次由中國商船亥二號帶入日本港口，共計三冊，是1847年出版的六十卷本暨魏源修訂的第二版。負責檢查進口書籍內(nèi)容的長崎官員向井兼哲（書物改役）發(fā)覺書內(nèi)有介紹基督教的文字后，以違禁品名義將其沒收。在向井兼哲的貨物底賬中如此記錄：“此項內(nèi)有御禁制文句，向井外記為此向御役所報告，御所令全部交出。向井外記于子十一月十八日告知商人，并將信函附于賬籍之上。”
然而正是這次意外地克扣促成了《海國圖志》在日本的流傳。被港口官役查禁的三冊書，分別被“御文庫御用”、“學問所御用”及幕府老中牧野忠雄取去。1852年中國商船子二號又帶入一部，由于仍屬違禁書籍之故，為長崎會所負責保管。
日本社會與西方世界交流的加快，一部分日本學人開始“留意夷情”，德川幕府亦開始重視對西方世界的探求。而《海國圖志》對西方諸國政治、地理與民情等基本情況的介紹，認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滿足了幕府及各藩了解西方的需求。特別是1853年黑船（くろふね）事件后，德川幕府改變了以往的方針，不再視《海國圖志》為禁書，正式批準該書可以公開發(fā)售。到了1854年，中國船主陶梅和姚洪通過商船寅一號共帶來《海國圖志》十五部，被官方征去七部，剩下八部得以在市場上公開出售，之后被批準進口。
除了知識階層的推崇與傳播，一些捕獲到商機的書商對《海國圖志》的翻刻、改譯也提高了其影響力，僅僅1854-1856年，翻刻版本就達二十余種。1854年，日本學者鹽谷宕陰和箕作阮甫在其出版的《翻刊海國圖志》二卷二冊訓(xùn)點版時說：“此書為客歲清商所舶載，左衛(wèi)門尉川路君（即川路圣謨）獲之，謂其有用之書也，命余翻刊。原刻不甚精，頗多訛字，使予校之。其土地品物名稱，則津山箕作摩西（即箕作阮甫）注詳音于行間�！边@應(yīng)是日本知識分子最早對《海國圖志》進行的一次編改。
此后，各種版本的《海國圖志》紛紛面世，有《海國圖志夷情備采》、《海國圖志國地總論》、《海國圖志籌海篇譯解》、《翻刻海國圖志英吉利國》、《翻刻海國圖志普魯士國》、《海國圖志佛蘭西總記》、《海國圖志俄羅斯總記》、《美利哥總記和解》等名目。其中，加注假名、訓(xùn)讀符和翻譯簡本，被稱為“和解本”。鑒于此，甚至有人認為此時乃日本的“《海國圖志》時代”。
《海國圖志》在日本社會的受歡迎程度也可以從其價格變動體現(xiàn)出來。在1851年和1852年，其售價是130目；到了1854年該書已經(jīng)漲價至180目；1859年的價格更是驚人，提高至436目，可見日本對這部書的歡迎程度以及供求之反差。據(jù)《江戶時代日中秘話》記載，《海國圖志》“到了江戶則身價百倍，成為急需的御用之書”。日本學者大谷敏夫指出《海國圖志》乃“成為幕末日本了解列強實力的必備文獻，供作隨手翻查之用”。
《海國圖志》與“幕末”思想界革命
《海國圖志》為何在日本如此受歡迎？這與日本“幕末”思想界革命有關(guān)。
《海國圖志》傳入日本時，傳統(tǒng)的儒家學者在朱子學、陽明學的思維框架下，亦建立起類似于中國“天下”、“華夷”的世界認識體系。在鴉片戰(zhàn)爭中，清朝被英國打敗，其實是出乎日本意料的，同時亦催生了日本的危機意識。
1841年，幕府老中水野忠邦去信給經(jīng)世官僚川路圣謨，認為中英開戰(zhàn)“雖屬外國之事,亦即我國之鑒”，并多次談到“唇亡齒寒，我國雖全盛，亦非晏然自佚之時”。時任水戶藩藩主的德川奇昭對清廷之速敗極為震驚，實際上許多日本人都以為“清國無論如何乃以重要之大國，夷狄不敢輕易問津”，德川奇昭認為，“最近謠傳清國戰(zhàn)爭，人心浮動，如果確有其事，則任何事情，均可置諸不問，唯有全心全意致力武備耳。鑒于清國戰(zhàn)爭情況，急應(yīng)公布天下，拖延日光參拜，以日光參拜經(jīng)費為武備之用”。日本各藩領(lǐng)主這種遠見無疑促使他們加快了對域外探求的腳步。
1853年美國佩里叩關(guān)事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催化因素。1854年《日美親善條約》（又名《神奈川條約》）簽訂后，西歐強國接踵而至，企圖通過武力將日本納入自己的殖民體系內(nèi)。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各藩及思想界急切需要了解西方知識，而魏源的《海國圖志》恰恰適應(yīng)了這種需要。經(jīng)世學家廣獺旭莊在其評論集《九桂草堂隨筆》中稱贊：“《圣武記》、《海國圖志》，均為有用之書，無可倫比�！碑敃r在日本的金澤、福井、出石、田邊、神戶、延岡、武雄、伊勢、度會等地的學館私塾，《海國圖志》曾被選作為課本進行教學。詩人梁川星巖曾描述自己讀了《海國圖志》以后的情況：“忽然摩眼起快讀，落手邵陽籌海篇�！�
魏源《海國圖志》的傳入，對日本了解“夷形夷情”、加強海防提供了有益的幫助。大槻禎評價《海國圖志》時說，“其敘海外各國之夷情，未有如此書之詳悉者也”。杉木達在《美理哥總計和解》跋中不吝贊美之詞：“本書譯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時，最為有用之舉，其于世界地理茫無所知之幕末人士，其功實不可沒也�！碑敃r的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為了增加對英國的了解，購《海國圖志》備用。后不久薩英之戰(zhàn)爆發(fā)，《海國圖志》便成了薩摩藩的必讀之書。
《海國圖志》在日本“幕末”時期的傳播，影響了幕末許多政治家的學說，有力地促進日本思想界的革命。井上清在其《日本現(xiàn)代史》第1卷中，對于《海國圖志》一書在日本傳播世界知識的作用，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幕府末期的日本學者文化人等，經(jīng)由中國輸入的文獻所學到的西洋情形與一般近代文化，并不比經(jīng)過荷蘭所學到的有何遜色”；錢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中也認為：“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陰、西鄉(xiāng)隆盛輩，無不得《海國圖志》，讀之而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維新之大業(yè)，則源有以發(fā)其機也”。甚至，橫井小楠等人的思想起了革命，摒棄陳說，傾向于“開國主義”，亦是讀了《海國圖志》后所催動的。
日本著名開國論者吉田松陰在1854年11月22日寫給其兄衫梅太郎的信中稱贊：“林則徐同魏源二人皆為有志之士，特別精通 ‘蟹行書’（介紹西洋之書因橫行書寫文字，故被稱為蟹行書）�！�1855年，學者賴醇在《海國圖志訓(xùn)譯》序中也說：“清魏默深《海國圖志》六十卷，纂述賅博，擇取而用之，其于海衛(wèi)邊備，必有裨益者矣�！彼谕逗鴪D志》能夠全部譯出刊行，務(wù)必“使海內(nèi)盡得觀之，庶乎其為我邊備之一助矣”。此書在知識階層中流播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到了1856 年，吉田松陰在長州藩正式開辦了“松下村塾”，培養(yǎng)了大批有志門生。他讀過《海國圖志》以后，高度評價了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學說，并加以改造，教授給其門生木戶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在吉田的引導(dǎo)與影響下，日本走上了以“開國”應(yīng)對西方?jīng)_擊的道路，正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一脈相承、相得益彰。鑒于此，安井息軒甚至推崇《海國圖志》是“雖圣人復(fù)起，其必有所取焉”的不二之作。
吉田松陰
“幕末”時期日本思想界的變動相當激烈。總體來說，《海國圖志》傳入日本打破了日本思想界原有的華夷觀，為之后日本大規(guī)模學習西方奠定了一定基礎(chǔ)，也成為明治維新“開國論”、“尊王攘夷”思想的淵源。有日本學者將《海國圖志》比作“幕末決定日本前進道路的指南針”，雖有謬贊夸大之處，但絕非無中生有。
但是有一點需要注意，日本在近代的強勢崛起，絕不僅僅是因為一本《海國圖志》那么簡單。曾有論者謂：說日本崛起是因為一本《海國圖志》，則無疑是“小兒之言”，明顯的“以夏變夷”之論了。東亞國家的近代化是一個系統(tǒng)性過程，內(nèi)因是動力，而外力僅僅是條件而已。我們切不可拿著所謂民族自尊心，而不顧歷史事實，隨意附會。尤其令人唏噓的是，《海國圖志》一書在清（中）日兩國的浮沉流傳，也側(cè)面昭示著兩國不久后迥異的走向與民族命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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